贩毒人员被抓获后，对于从其住所、车辆等处查获的毒品，一般均应认定为其贩卖的毒品

      根据董婷的供述和其他线索，公安人员经侦查于2019年8月19日在成都市抓获了被告人夏平，并从其车辆后备箱内查获两包白色晶体，其中一包净重16克（未检出毒品成分），另一包净重1．3克（检出甲基苯丙胺成分）。

       公诉机关将上述查获的毒品一并计入贩卖毒品（未遂）的数量。对此，也有两种不同的观点。支持的观点认为，根据2015年5月《全国法院毒品犯罪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》（简称《武汉纪要》）的内容，贩毒人员被抓获后，对于从其住所、车辆等处查获的毒品，一般均应认定为其贩卖的毒品。据此，从被告人夏平车辆后备厢内查获的白色晶体自然应当计入。反对的观点认为，通常将查获毒品计入贩卖毒品的数量，都是贩毒人员被当场抓获，嗣后在其住所、车辆等处查获其他毒品的情形。本案中，被告人夏平与董婷交易毒品的时问是2019年6月24日前后，而公安人员抓获夏平并查获毒品的时间是8月19日，期间相隔将近两个月的时间，不宜再将查获的毒品推定计入贩毒数量。

       《武汉纪要》是指导毒品犯罪审判工作的一部重要司法文件，对于《武汉纪要》的法律性质，学界和司法界有不同观点，此处不再赘述，但无论如何，《武汉纪要》在审判实务中的重要地位是毋庸置疑的。最高法院下发《武汉纪要》时明确表示，请各法院“结合审判工作实际参照执行”。《武汉纪要》就罪名认定问题达成的共识中，第一条就明确了，贩毒人员被抓获后，对于从其住所、车辆等处查获的毒品，一般均应认定为其贩卖的毒品。确有证据证明查获的毒品并非贩毒人员用于贩卖，其行为另构成非法持有毒品罪、窝藏毒品罪等其他犯罪的，依法定罪处罚。这一规定实际上是一种法律推定。所谓法律推定，是指当某法律规定的要件事实有待证明时，立法者为避免举证困难或举证不能的现象发生，明文规定只须就较易证明的其他事实进行证明，无相反证明则推定要件事实成立的一种规则。法律推定实质上就是通过变更证明的主体，用前提事实的证明代替对推定事实的证明，减轻主张推定事实存在的一方当事人的举证责任。由于刑事诉讼举证责任的配置，通常情况下，应当由公安人员对犯罪构成要件事实予以调查取证，但由于毒品犯罪的隐蔽性强、取证难度大，且从实践情况来看，行为人因贩毒被抓的，从其住所、车辆等处查获的毒品大多用于贩卖，为有效惩治毒品犯罪、降低证明难度，《武汉纪要》规定只须符合两个前提条件（或者说是基础事实），即“行为人实施了贩卖毒品行为”以及“从行为人住所、车辆等处查获了毒品”，即可推定被查获的毒品均系用于贩卖，同时，本条推定允许行为人提出反证予以推翻，行为人可以就基础事实提出反证，例如没有实施贩卖毒品的行为、查获的毒品与其不存在关联；也可以就推定事实提出反证，例如从住所、车辆等处查获的毒品并非用于贩卖目的。①

       被告人夏平在到案后的首次供述中承认，其多次帮助“可乐”通过邮寄方式贩卖毒品；在主观认定白色晶体系冰毒的情况下仍为“可乐”进行保管。无论“可乐”其人是否真实存在，推定的两项基础事实均已成立。且被告人夏平虽然以公安人员诱供为由全部翻供，但面对书证、物证等大量客观证据，又无法在逻辑上解释整个事件，未能提出任何反证证据予以推翻。因此，根据《武汉纪要》的规定，应当将从后备箱内查获的毒品一并计入贩卖的毒品数量。

       本案中争议的新问题是，“行为人实施了贩卖毒品行为”以及“从行为人住所、车辆等处查获了毒品”，这两项基础事实之间的间隔时间长短，是否会对推定结论产生影响？对此问题，从现行的规范性法律文件以及各类批复中均未查见答案。但即使是基于最朴素的正义观也可以想见，两者之间的时间间隔必然会对推定结论产生影响，否则，若某人实施一次贩毒被抓，公安人员相隔多年之后又在其住所、车辆等处查获毒品，也要计入前次贩毒数量，显然不公。

       其实要解决这一争议，与其在间隔时间长短上论战，不如将注意力置于考量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。一来，绝大多数适用此条规定的案件中，破获贩毒交易和查获其余毒品，两者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具有高度一致性，鲜有时间和空间相互分离的情况。二来，单纯地以时间长度来确定推论是否成立，既不符合立法科学，也难以套用于错综复杂的案件，还是应当个别案件个别分析。就本案而言，无论“可乐”其人是否真实存在（如系被告人虚构，则本案所有行为均系夏平实施，其自当承担责任；如“可乐”真实存在，则根据共同犯罪原理，夏平仍应当承担相应刑事责任），夏平以往的贩毒手法，都是将毒品藏匿于熊猫玩偶内，通过邮寄方式向买家交付。而公安人员在夏平汽车后备箱内查获的物品，除疑似冰毒的白色晶体外，还有锡纸、透明小包装袋、熊猫玩偶等物品，而这些正是分装、运输毒品所需用到的作案工具。因此，虽然被告人夏平向董婷贩卖毒品的时间是在6月下旬，而查获夏平车辆后备箱内毒品的时间是在8月19日，但两者之间在贩卖毒品这一行为上，可谓是一脉相承，有明显的内在联系。所以，将夏平汽车后备箱内查获的毒品计入贩毒数量，不仅符合《武汉纪要》的法律推定，而且，从白色晶体的数量和犯罪工具来分析，至少能够证明行为人具有继续实施贩卖毒品的计划。

       需要强调的是，本案从“行为人实施了贩卖毒品行为”到“从行为人住所、车辆等处查获了毒品”间隔近两月，并非侦查人员主观懈怠，而是由于网上沟通联系、异地邮寄毒品的隐蔽犯罪手段导致取证困难所致。公安人员首先要从购毒者董婷处确认上家的大致信息，再搜集其他相关信息、通过各种侦查手段锁定犯罪嫌疑人夏平，然后才能在异地进行布控抓捕，近两月的时间间隔属于正常办案时间。反之，若破获贩毒交易和查获其余毒品在时间和空间上出现明显分离状态，又不存在合理事由的，则不应机械套用《武汉纪要》的规定，不当加重对被告人的刑事处罚。